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一個社會政治概念，共同體意識生成經歷由自在到自覺的過程,，核心價值觀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內核,，生命共同體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內容。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凝聚是一個歷史過程,，辛亥革命是引領中華民族走向自覺的啟蒙，五四運動是引領中華民族走向自覺的開端,，共產黨的領導引領中華民族覺醒進入新階段,。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民族覺醒的本質要求，需要從民主政治建設中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從民族事務治理中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從完善信息共享中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從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由貴州省社會科學院主管主辦的全國中文核心期刊,、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來源期刊、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核心期刊,、社會科學類國際交流期刊,、貴州省一級期刊、國家社科基金資助期刊《貴州社會科學》,，2021年第3期開辟“政治·哲學研究”專欄,，首篇發(fā)表宋才發(fā)《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中華民族全面覺醒的體現》論文。

宋才發(fā)教授系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首任院長、二級教授,，湖北省有突出貢獻專家,、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國家民委首屆有突出貢獻專家,，廣西民族大學特聘“相思湖講席教授”,，貴州民族大學特聘教授、民族法學學科團隊領銜人,，博士生導師,。

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

中華民族全面覺醒的體現

宋才發(fā) 

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凝聚是一個歷史過程。中華民族在由“大一統(tǒng)”傳統(tǒng)理念逐漸嬗變,、轉向近代“世界觀”的同時,，也播下了“民族自覺”和“民族覺醒”的種子。中華民族共同體在經歷清末的初期萌芽,、辛亥革命的成熟共識,、抗日戰(zhàn)爭的民眾覺醒之后，最終由中國共產黨用實際行動激起全民的內聚性和向心力,，促進并完成了中華民族全面覺醒的形構,，為新時代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鋪平了道路。

一,、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與中華民族覺醒基本涵義詮釋

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一個社會政治概念,。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理論源自于中華民族概念，中華民族概念得益于中國深厚歷史積淀和歷史傳統(tǒng),�,！爸腥A民族”這個歷史新名詞，是清末由梁啟超提出來的,。其內涵和外延“經過時間化,、民主化、政治化,、意識形態(tài)化”的嬗變過程，“新名詞”演變成為“新概念”,。一旦脫離“民族”基本概念,、歷史文化和政治內涵，就無法對中華民族的內涵進行科學闡釋,�,！爸腥A民族”和“中國”歷經齊頭并進和國家同構進程，促使政治認同和國家認同萌生社會力量,，最終形塑“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這種多元一體格局“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經濟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親近,，源自中華民族追求團結統(tǒng)一的內生動力,。”進入20世紀中葉以來,，無論是國際社會領域還是國家經濟社會建設,，越來越重視和突出認同政治特征，政治理論引領和政治系統(tǒng)運轉,，越來越以最廣大的民眾認可和贊同為基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實質，是培養(yǎng)各族人民對國家和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歸屬,、認可和忠誠,。從政治認同視角看，公民對國家和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歸屬,、認可和忠誠,，屬于政治認同的培育范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新時代國家現代化建設重要方略,，培育廣大民眾的政治認同尤其是對政黨,、制度、國家在情感上的歸屬感,，是維系政治制度合法性,、穩(wěn)定性的內在力量。2019年習近平在論及國家認同和民族團結進步時指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是先人們留給我們的豐厚遺產,，也是我國發(fā)展的巨大優(yōu)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與中華民族共同體連在一起的民族團結的表征,，56個民族共同書寫中華民族的悠久歷史,，各族人民和先民為“多元”集聚成為“一體”提供了基礎條件，留下來共享的人文符號和共同價值,，滋養(yǎng)了中華民族共同記憶,。地域共同性、文化共同性,、記憶共同性,、精神共同性，這些共同性的相互催化及綜合作用,，構成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命脈,。

共同體意識生成經歷由自在到自覺的過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在國家本質上和國家形式上,，已經徹底完成了文化認同,、民族認同,、政治認同和國家認同的主權國家，一個具有完整的民族國家形態(tài)的國家,，一個實現了主權獨立的,、統(tǒng)一的多民族國家。鄧小平把社會主義本質概括為兩個要點：“生產資料公有,，共同富裕,。”就其具體內容而言,，“生產資料公有”可以從制度上,，保障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政治地位；“共同富�,！眲t從經濟和文化上,，保障社會公平制度的普遍實施，實現國家一切建設成果由人民群眾共享,。社會主義制度既是社會主義本質和社會主義價值體系的根本體現,，又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生成的政治基礎和政治底氣。自秦漢以降,，中國歷史上確實出現過短暫的民族分裂,，但主流社會卻始終是統(tǒng)一的多民族國家，主導國家形態(tài)的始終是“大一統(tǒng)”的王朝國家,�,！白栽凇弊鳛橐环N客觀事物的存在方式，是“自覺”得以形成的基礎和前提,。中華民族作為一個“自覺”的民族實體,，是自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同西方帝國主義侵略者的抗爭中脫穎而出的�,！爸腥A民族”這個具有強烈自覺意識的表達方式,，無論從廣度上還是從深度上，都強化了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認同,，成為構建現代民族國家深沉的精神基礎,。在中華民族面臨亡國滅種的生死關頭，各族人民聯合起來反抗一切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中華民族認同感,、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得到空前高揚�,！皼]有哪一次巨大的歷史災難不是以歷史的進步為補償的�,！痹谥袊�處于半殖民��,、半封建社會的背景下，各族人民只有一致對外、奮起反抗,，才能把日本帝國主義等侵略者徹底趕出中國,。中國共產黨的“抗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政策，在同日本帝國主義等外國侵略者的斗爭中,，發(fā)揮了凝聚國共兩黨力量的重要作用,。譬如，中國共產黨利用“西安事變”,，迫使蔣介石在中華民族危急關頭,，不得不在廬山發(fā)表談話中表示：無論何人何時何地“皆有守土抗戰(zhàn)之責任”。外敵入侵激發(fā)了中華民族的自覺意識和民族覺醒,，促使中華民族不斷由“自在”走向“自覺”,，共同體意識成為匯聚中華民族的力量之源。再譬如,，共產黨軍隊開辟的“敵后抗日根據地”以及國民黨軍隊的正面戰(zhàn)場,，形成了不分民族、宗教,、黨派團結抗戰(zhàn)的局面,，各族人民自覺地扛起了救國救民的大旗。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在抗日戰(zhàn)爭中得以確立,，中華民族成為全民抗戰(zhàn)的時代旗幟,，民族凝聚力與民族認同感融合共生。1949年9月在首屆中國政協(xié)會議上,，“中華人民共和國”被定為國名,，使得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含義和意識得以彰顯；新中國的“國徽”“國旗”“國歌”,，表達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象征著中華民族大團結。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既標志著中華民族由“自覺”進入了一種“更加自覺”的高度和層次,，也標志著中國由此步入現代民族國家的新時代。

核心價值觀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內核,。共產黨以解放各族人民和全人類為己任,，新中國第一次在政治上、法律上實現了民族平等,，所有的少數民族都可以依法實行民族區(qū)域自治,，依據法律和制度規(guī)定管理本民族內部事務。從一定意義上說,，新中國因民族平等權利的實現所喚醒的民族自覺程度,，相對于從鴉片戰(zhàn)爭到抗日戰(zhàn)爭民族覺醒所達到的高度外,，55個少數民族新的自覺意識達到了一個更高、更新的層次,�,！懊褡遄杂X”與“民族意識”相比較而言，“民族自覺”所體現的自覺程度,，高于一般“民族意識”,。民族意識不僅包括民族認同感和歸屬感，還包括對本民族生存,、發(fā)展,、權利、榮辱,、得失,、安危的關切。而民族自覺除了關切本民族群體的存在和發(fā)展之外,，還關切到中華民族共同體利益,、整個國家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中華民族共同體作為56個民族的命運共同體,，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內核,。中華民族是一個具有共同發(fā)展基礎和共同前途命運，共同歷史經歷,、共同集體記憶的民族實體,，體現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精神價值和“國族”的政治共同體內涵�,！爸腥A民族的國家認同,、民族認同和制度認同，已成為在命運上形成共同體,、在價值觀上協(xié)調統(tǒng)一的政治基礎,；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各民族文化的交往交流與交融,，已成為實現民族團結、民族繁榮的根本保證,�,！鄙鐣�主義制度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培育，奠定了堅實的政治基礎,、經濟基礎和制度基礎,，能夠確保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正確的政治方向，可以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凝聚更大的“同心圓”,。費孝通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中指出,，民族的名稱通常是由“他稱”轉化為“自稱”的,。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中，56個民族是基層,，中華民族是高層�,！薄靶纬啥嘣�一體格局有個從分散的多元結合成一體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必須有一個起凝聚作用的核心。漢族就是多元基層中的一元,，由于他發(fā)揮凝聚作用把多元結合成一體,，這一體不再是漢族而成了中華民族，一個高層次認同的民族,�,！泵總�民族都有自己的傳統(tǒng)文化，民族文化的價值自覺“是指民族主體對本民族文化發(fā)展規(guī)律,、時代價值的認知和把握,，是民族主體對本民族文化價值判斷和定位，價值自覺是文化自覺的核心,�,？梢哉f，對文化的價值認知,、評估和準確判斷是文化主體自覺行動的前提條件,。”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必須提高全體民眾的中華文化認同,，推進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傳承、創(chuàng)新,、發(fā)展,，這對于引領社會全面進步必將釋放出前所未有的正能量。在“十四五”規(guī)劃實施期間,，除了必須加強馬克思主義的民族理論,、民族法律法規(guī)、民族政策教育和愛國主義教育之外,，還必須本著實事求是的原則,，糾正某些偏離社會主義軌道的民族意識傾向，把各民族人民的思想意識統(tǒng)一到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上面來,。對極少數打著民族,、宗教幌子搞分裂祖國的人，必須毫不手軟地將其繩之以法,。

生命共同體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內容,。生命共同體作為一個政治學概念,，是在1995年出現的；作為一個生態(tài)學概念,，是在2003年出現的,。中國自古以來就有樸素的生態(tài)安全觀，“一個國家的生態(tài)環(huán)境保護,、生態(tài)文明建設,、生態(tài)文明治理狀況如何，折射和反映出這個國家已經達到或即將達到的文明程度,，折射或反映出這個國家全體成員的整體文明素養(yǎng)狀況,。”生命共同體的生態(tài)文明建設思想,，原本是為破解全球性生態(tài)危機而提出來的,。“中國經濟在迅速發(fā)展的同時,，也帶來了自然環(huán)境的不斷惡化,，經濟發(fā)展犧牲生態(tài)環(huán)境發(fā)展的悖論似乎將人與自然推向了對立面。為了彌合人與自然之間日趨緊張的對立關系,，學界尋求人與自然統(tǒng)一性的理論運思便應運而生,，且已經形成運用共同體理論為人與自然統(tǒng)一性辯護的思想雛形，為生命共同體理論的出現與完備奠定了基礎,�,！鄙�命共同體生態(tài)文明建設思想是對人與自然關系的一種科學回應，能夠為生態(tài)文明建設提供科學的本體論基礎,。我國的民族地區(qū)多處在長江黃河上游的生態(tài)環(huán)境脆弱區(qū)域,，依法治理、科學治理民族地區(qū)生態(tài)環(huán)境,，關涉到民族地區(qū)乃至全國的生態(tài)安全,，關涉到少數民族人民的切身利益和長遠利益�,！叭伺c自然之間形成了一種共生,、共存、共控,、共榮的關系,，從而使人與自然成為不可分割的具有內在關聯的有機生命軀體”。以生態(tài)文明建設和生態(tài)環(huán)境有效治理為支撐的生命共同體,，有兩個最基本的共同點：一個是人對大自然本體性的深刻認識,，“山水林田湖是一個生命共同體，人的命脈在田，田的命脈在水,，水的命脈在山,，山的命脈在土，土的命脈在樹,�,！绷硪粋�是自覺地處理好人與大自然的和諧共存關系，“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人類必須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要“像保護眼睛一樣保護生態(tài)環(huán)境,，像對待生命一樣對待生態(tài)環(huán)境,，堅決摒棄損害甚至破壞生態(tài)環(huán)境的發(fā)展模式，堅決摒棄以犧牲生態(tài)環(huán)境換取一時一地經濟增長的做法,，讓良好生態(tài)環(huán)境成為人民生活的增長點,、成為經濟社會持續(xù)健康發(fā)展的支撐點、成為展現我國良好形象的發(fā)力點,�,！眹�家對社會熱點問題和突發(fā)事件的處置能力和所實現的實際效果，是檢驗和判定這個國家公共凝聚力,、強化國家認同的最佳方式,。在2020年這場世界性新冠肺炎疫情面前，黨和政府扎實領導全國人民進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實際效果,，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全面失控形成了鮮明對照,。從而空前的激發(fā)了中國人民的愛國主義熱情和中華民族的自信心，把人心高度凝聚到“生命共同體”“民族共同體”意識上面來,，凝聚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目標上面來,，彰顯了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優(yōu)越性，強化了全國人民對中國體制機制和執(zhí)行力的高度認同,。

二,、中華民族覺醒的歷史淵源與全面覺醒的新階段

辛亥革命是引領中華民族走向自覺的啟蒙。凡是歷史的,，必定都是文化的,。每個具體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傳統(tǒng)文化，它是這些民族在其產生,、存在和發(fā)展的歷史演進過程形成的,。“民族傳統(tǒng)文化歷史自覺的內涵可延伸理解為它是一個民族主體運用歷史的觀點進行文化批判和反思的過程,。文化的歷史自覺,，就是要在審視本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同時,，注意進行文化批判和反思，這也是文化自覺的本質所在,�,！比藗兊膫鹘y(tǒng)觀念不是說改變就可以改變的，中華民族傳統(tǒng)文化對辛亥革命的深刻影響和價值需要重新認識和定位,。從歷史自覺的視角看,，孫中山及其同盟會成員在辛亥革命初期，革命著眼點在于“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不可否認這里所說的“革命”，還算不上“自覺革命”,，“中華”也帶有狹隘民族主義的意藴,。應當說到1912年1月在南京成立“中華民國”的時候，孫中山的革命思想和對中華民族的認識,，才達到“完全自覺”的程度,。譬如，他在《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tǒng)宣言書》中提出：“國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tǒng)一�,！敝腥A民國的成立,，標志著中國境內各民族有了一個共同的基礎，也就是通常所論及的“政治共同體”,。但是隨著孫中山的逝世以及民國政壇的風云突變,，對民族的學理關注已經不再是社會關注的主流，人們把關注的焦點轉移到中華民族的前途和命運上面,。無論過去和現在國內外對辛亥革命的最終結局如何評價,，辛亥革命終究是引領中華民族由“不自覺”走向“自覺”的啟蒙，這是一個無可辯駁的歷史事實和歷史結論。梁啟超在1921年發(fā)表的《辛亥革命之意義與十年雙十節(jié)之樂觀》中,，對“覺悟”與“自覺”曾做出闡釋并給予定義,。他說：“自覺，覺些什么呢,？第一,，覺得凡不是中國人都沒有權來管中國人的事情。第二,，覺得凡是中國人都有權來管中國人的事,。第一件叫民族精神的自覺，第二件叫做民主精神的自覺,�,！�1939年史學家顧頡剛發(fā)表《中華民族是一個》論文，認為“凡是中國人都是中華民族——在中華民族之內我們絕不該再析出什么民族——從今以后大家應當留意使用這‘民族’二字,�,！鳖欘R剛之所以要突出強調作為國家主體的中華民族，就因為在國難當頭的關鍵時刻,，只有中華民族才能喚起各族人民投入抗戰(zhàn)的愛國心和凝聚力。即使蔣介石1942年8月也在《整個中華民族共同的責任》演講中指出：“我們中華民國,，是由整個中華民族所建立的,，而我們中華民族乃是聯合我們漢滿蒙回藏五個宗族組成一個整體的總名詞�,！笔Y介石在這里已經明確地把具有“國族”性質的“中華民族”稱之為“民族”,，中華民族概念因之而在舉國上下、在整個抗日戰(zhàn)爭中不斷深入人心,。

“五四運動”是引領中華民族走向自覺的開端,。“五四運動”是引導中國走向光明和自覺、實現“偉大覺醒”的開端,，抗戰(zhàn)期間民族意識得到普遍高漲,。1920年傅斯年在談到“五四運動”的時候說：“五月四日以后，中國算有了社會了,�,！薄爸袊�人從發(fā)明世界以后，這覺悟是一串的：第一層是國力的覺悟,；第二層是政治的覺悟,；現在是文化的覺悟；將來是社會的覺悟,�,！辈淘�培在論及“五四運動”的時候也指出：“學生界除了對于政治的表示以外，對于社會也有根本的覺悟。他們知道政治問題的背后,，還有較重要的社會問題,。所以，他們努力實行社會服務,，如平民學校,、平民演講，都一天比一天發(fā)達,�,！薄拔逅倪\動”的精英們認識到，要喚起廣大民眾的覺悟并達到全民覺醒的程度,，必須高度重視對民眾的理論灌輸并開展平民義務教育活動,。于是一大批青年學子，紛紛從象牙塔走向十字街頭和貧困鄉(xiāng)村,，以喚醒勞工階級和平民百姓為己任,，以實際行動推動思想啟蒙和社會改造運動。促使新文化運動由“民族自覺”“國民自覺”,，轉變到提高“勞動者覺悟”“勞動階級覺悟”“全民覺醒”上面來,。“五四運動”是引領中華民族走向全面自覺的真正開端,，它為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準備了客觀條件,。毛澤東在《五四運動》一文中指出，中國民主革命中的一批知識分子,，是中國民眾中最先覺悟的成分,。把“五四運動”時期的知識分子與“辛亥革命”時期的知識分子相比較，“五四運動”時期的知識分子具有更加廣大和更加深刻的覺悟,。從本質上看,，“‘覺醒’一詞并不歸結于憤激，其確定涵義應在于主體對自身歷史使命的自覺認識”,。這種由先驅者的率先“自覺”,，轉變成為“喚起工農千百萬”的革命號角，從而引導和激發(fā)了廣大民眾的普遍性“自覺”,。孫中山也關注到全民覺醒問題,，他在《建國方略》中“希望革命黨人重視喚醒民眾，‘出國人之思想于迷津’,�,！�…只有喚起全體勞動者的覺醒，才談得上社會的‘全面覺醒’,�,！痹谥袊�共產黨的創(chuàng)建史上,，陳獨秀和李大釗都是主要締造者和反帝反封建的覺悟者，黨的“一大宣言”就載入了他們提出的反帝反封建問題,。正因為如此,，習近平《在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五四運動以全民族的行動激發(fā)了追求真理、追求進步的偉大覺醒”,，“改變了以往只有覺悟的革命者而缺少覺醒的人民大眾的斗爭狀況,，實現了中國人民自鴉片戰(zhàn)爭以來第一次全面覺醒�,！惫伯a黨組織并領導的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取得了反帝反封建斗爭的偉大勝利，促進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深化與成熟,。尤其是黨在引領新中國法律制度建設和法治社會建設的過程中,，始終堅持和突出中華民族的整體性和統(tǒng)一性，進一步促進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完全形成,。

共產黨的領導引領中華民族覺醒進入新階段,。1917年爆發(fā)的俄國“十月革命”，促使中國新文化運動發(fā)生本質的變化,。在中國共產黨誕生前夕,，陳獨秀、李大釗等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以喚起民眾覺醒,、中華民族覺醒為己任，推動新思潮運動,、新文化運動，創(chuàng)辦報刊進行科學社會主義啟蒙宣傳,。1921年中國共產黨誕生后,，黨的二大通過的《關于國際帝國主義與中國共產黨的決議案》，第八條明確宣示：中國共產黨最近奮斗目標是“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的完全獨立”,。自后黨的歷次重要會議決議以及領導人的重要講話，都明確使用抑或闡釋中華民族概念,。中華民族概念是在中國面臨內憂外患的情勢下提出來的,，是覺悟的中國人救亡圖存運動的一個縮影，成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萌芽的重要標志,。1939年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中,，專門論述了中華民族概念：“中華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勞著稱于世，同時又是酷愛自由,、富于革命傳統(tǒng)的民族,�,！�1940年毛澤東在《論新民主主義》一文中，強調中華民族文化是崇尚民族尊嚴和民族獨立的,，“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文化認同是民族認同的基礎,，在整個新民主主義革命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始終強調中華民族的統(tǒng)一性，并且通過共產黨人的浴血奮斗不斷地致力于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yè),，引領中華民族覺醒進入一個全新的新階段,。盡管黨在初創(chuàng)時期也曾使用過“民族自決”“聯邦制”政策解決民族問題，甚至1922年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宣言還提出過“聯邦制”主張,。但是1947年5月1日在共產黨人烏蘭夫的領導下,，內蒙古自治區(qū)人民政府的成立，則標志著中國共產黨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在實踐上取得了豐碩的階段性成果,。從“民族自決”到“民族區(qū)域自治”的轉變，揭示了中國共產黨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形成,，確立了“中華民族是代表中國境內各民族之總稱”,，中國是一個統(tǒng)一的多民族國家。它一方面為黨向“民族區(qū)域自治方向”探索邁出了決定性的一步,，另一方面也為新中國成立后實施民族區(qū)域自治制度積累了豐富的經驗,。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在較短的時期內結束了“華夷之辯”的民族隔閡,，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被真正確立下來,。通過深入的民族調查和民族識別工作，由中央政府確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由56個民族共同組成,，奠定了我國統(tǒng)一的多民族國家的格局,。2005年中央民族工作會議，沒有繼續(xù)沿襲斯大林“四個要素”的民族定義,，胡錦濤提出了中國有關民族概念的新定義：“民族是在一定的歷史發(fā)展階段形成的穩(wěn)定的人們共同體,，一般說來，民族在歷史淵源,、生產方式,、語言、文化,、風俗習慣以及心理認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從56個民族共創(chuàng)中華的歷史和現實視角,，強調積極培養(yǎng)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習近平指出：“從建黨的開天辟地，到新中國成立的改天換地,，到改革開放的翻天覆地,，再到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事業(yè)取得歷史性成就，根本原因就在于我們黨始終堅守了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和使命,。”按照“打鐵還要本身硬”的要求,，中國共產黨著力提升自我凈化,、自我革新、自我完善能力,，無論是處于順境還是陷入逆境,，黨始終保持政治本色不改，在危機中育新機,、于變局中開新局,，善于化危為機，成為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主心骨,，自覺地擔當起引領中國發(fā)展和社會進步的歷史責任,。

三、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民族覺醒的本質要求

從民主政治建設中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民族全面覺醒的客觀要求和必然結果,，是維系中華民族團結統(tǒng)一的強大精神紐帶，是全國各族人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根本遵循,。我國對內堅定不移地建設“中華民族共同體”,，對外矢志不渝地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從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中深化對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認識,，使得兩個共同體建設相互協(xié)調,、共同推進，成為中國領導人最鮮明的政治主張,。建立民主政府、建設民主政治是各國人民的普遍愿望,，但是選擇任何形式和內容的民主政治,，都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從國情實際出發(fā)。習近平“在慶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6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說過：“照抄照搬他國的政治制度行不通,，會水土不服,，會畫虎不成反類犬，甚至會把國家前途命運葬送掉,。只有扎根本國土壤,、汲取充沛養(yǎng)分的制度,，才最可靠、也最管用,�,！逼┤纾�《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就“對所有工人農民紅軍及一切勞苦大眾的普選權,、少數民族的自決權等都作了明確規(guī)定,。抗戰(zhàn)時期,，抗日根據地的民主政權建設得到進一步發(fā)展,。1937年5月，陜甘寧邊區(qū)制定了《陜甘寧邊區(qū)選舉條例》,�,！敝腥A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五四憲法”確立“我國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政體,、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xié)商制度和民族區(qū)域自治制度等�,！边@些法律規(guī)定,，標志著我國已經走上了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之路。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執(zhí)政黨提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既是對當下基本國情和歷史傳統(tǒng)的準確把握，也是對民族團結進步發(fā)展規(guī)律的深刻揭示,。實踐證明,，西方多黨競爭式的民主政體并不適合中國國情實際。誠如習近平所指出：“西方國家在解決民族問題上也沒有什么包醫(yī)百病的靈丹妙藥,，在以私有制為基礎的階級社會中,，不可能有真正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團結�,！睆睦碚擉w系上看,，“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既是新時代精神文明建設的需要，也是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中國化的最新成果,，突出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構成“多元”為基礎,、“一體”為主線的正確關系。蘇聯,、南斯拉夫,、印尼等聚居型多民族國家民主政治教訓極為深刻，照抄照搬別國模式在我國從來就沒有獲得過成功,。從世界貢獻上看,，在“中國之治”與“西方之亂”的鮮明對比中,，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標志解決民族問題的“中國方案”，不僅被聯合國官方文件所接受和認可,，而且得到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的理解和認同,，為聯合國和世界各國解決棘手的民族問題做出了應有的貢獻。

從民族事務治理中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民族問題的表現形式無論過去和現在,，始終具有其普遍性、長期性和復雜性的特征,。不同歷史時期和處于不同發(fā)展階段的民族問題,，往往表現出不同的形態(tài)和面臨不同的具體任務。從國內視角看,，民族工作從來都是“大事”“難事”,，民族工作與解決民族問題歷來是相伴相隨的。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決定了新時代民族工作的特點和做好民族工作的方式方法,。只有在這一歷史方位中，把握好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才能夠有的放矢地做好民族工作,。再從國際視角看，民族分離主義勢力崛起并與宗教勢力相勾結,，對邊疆地區(qū)國家安全構成極大的威脅,。正確處置好新時代的“涉藏”“涉疆”問題，仍然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面臨的重要的現實問題,。新時代民族事務治理以及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治理,，需要致力于國家統(tǒng)一和民族團結，在發(fā)展中解決困擾民族事務治理的問題,，尤其要為民族事務治理營造一個良好的法治環(huán)境,。56個民族人民“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fā)展”,，是做好新時代民族工作的關鍵所在,。只有把握好“兩個共同”的時代主題，才能在現代化建設實踐中實現“政通人和,、百業(yè)興旺”,。只有始終堅持56個民族“多元一體”、各民族文化“共同繁榮發(fā)展”,，才能從根本上夯實新時代民族工作的根基；只有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民族分裂圖謀,，打擊一切危害“民族大團結”的錯誤言行,，堅決依法懲處任何形式的暴力恐怖活動,，才能提升少數民族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隨著2020年國家整體脫貧攻堅任務的完成并實現與鄉(xiāng)村振興對接,，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發(fā)展的空間和地域會更加廣泛，在人們生活的社會,、文化,、職業(yè)諸方面將呈現日益密切互動的局面，從而也對黨的民族工作,、民族事務治理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要完成“十四五”時期各項目標任務、實現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需要進一步健全和完善民族事務法規(guī)體系,，構建高效的法治實施體系，提升民族地區(qū)全民法治素質,；需要進一步提升做好民族工作的法治能力,，加大地方立法和執(zhí)法的水平、力度和舉措,，形成推動民族地區(qū)又好又快發(fā)展的強大合力,。民族工作能不能做好，關鍵要看黨的領導是不是堅強有力,。沒有堅強有力的政治領導,，發(fā)展中的民生短板就無法補齊，“十四五”時期各項目標任務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就無法實現,。

從完善信息共享中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人們一般都是通過期盼未來、理解現在的目的和愿望去回憶歷史的,。當信息化,、數字化成為新時代特征的時候，人們習以為常的傳統(tǒng)記憶方式和信息儲存方式,，悄悄地發(fā)生了變革,。“促使個人記憶與公共記憶不斷融合與對抗,，也促使更多的人通過網絡參與到記憶信息的輸入與提取過程之中,，進而建立起一種新的集體記憶共享模式。通過大數據,、網絡媒介,、數字化、云存儲、仿生腦等新的記憶存儲與分享方式,，人們也被允許更廣泛地參與到對集體記憶的共享,、重塑與傳遞過程當中。信息數字化進程拓展了集體記憶的外延,，使群體間的記憶邊界被打破,。”在某種程度和意義上說,，人類已經進化為保持和維護共享信息的社會群體時代,。人們在全球范圍內展開“數字化記憶工程”，人類信息共享的目標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目標是一致的,，探索人類共享記憶信息并實現彼此的聯結,，有利于維護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存在與發(fā)展。2019年習近平“在第七次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上的講話”中強調：“讓互聯網成為構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最大增量”,。多民族國家國情的信息主要呈現在傳播民族文化的網站上，網絡傳媒為民眾感知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國情提供了平臺,。應當重視在完善信息共識,、共享中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促使網絡成為增強民眾對國家認同,、中華民族認同,、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認同的“共識之網”。要防止碎片化信息造成意義誤讀和觀念摩擦,，避免引起民族之間不應有的隔閡,，防范各種錯誤信息導致社會思想的動蕩。要高度重視網絡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方面的積極促進作用,，通過互聯網平臺進行正能量的文化和信息傳播,，把“五個認同”觀念和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潛移默化地融入廣大民眾的心靈之中,、牢牢地根植于廣大民眾的行動之中,，正向的網絡文化和信息傳播終究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培育的助推器。要加強互聯網涉民族信息的正面引導和監(jiān)管,，“堅持依法治網,、依法辦網、依法上網,，讓互聯網在法治的軌道上健康運行,。”絕對不允許網絡空間成為極少數宗教極端分子,、邪教分子,、民族分裂分子發(fā)泄民族私憤的場所，絕對不允許網絡空間成為國內外敵對勢力發(fā)表有違國家法律、破壞民族團結言論的“法外之網”,。

從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中國政府立足當前和未來人類發(fā)展，謀求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fā)展的外交戰(zhàn)略構想，是促進國際局勢和國際秩序,，朝著更加公正,、合理方向發(fā)展的“中國方案”。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根本目的,，在于共同應對人類面臨的各種風險和挑戰(zhàn),，推動國與國之間文明互鑒，促進國與國之間密切交往交流交融,。進入21世紀以來,，傳統(tǒng)安全威脅和非傳統(tǒng)安全威脅相互交織在一起，使得人類社會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安全危機,。2020年春新冠肺炎疫情在全世界鋪天蓋地撲面而來,，在這場涉及人類健康福祉、世界發(fā)展繁榮的疫情防控斗爭中,，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是人間正道,。在應對這場重大傳染病的過程中，中國政府始終加強同國際衛(wèi)生組織合作,，大多數國際社會成員都強調人類共同利益和責任,，國際社會出現了難得的命運與共意識并凸顯國際組織加強合作，產生了難得的以理性消除偏見,、共同抗疫,、維護人類共同家園的和諧格局。2017年2月聯合國社會發(fā)展委員會把中國政府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載入聯合國決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與聯合國憲章宗旨、聯合國安理會,、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決議高度契合的,；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精華是與聯合國憲章宗旨、聯合國安理會,、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決議的精髓完全一致的,。集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之大成的《論語》所載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警句,，不僅作為座右銘鐫刻在聯合國總部大樓大廳的墻壁上,，而且在18世紀末就被載入法國的《人權宣言》。習近平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說過：“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yōu)越�,！痹诮洕�全球化深入發(fā)展的新時代,，中國經濟社會發(fā)展需要把推動合作共贏與發(fā)揚斗爭精神結合起來，朝著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方向努力,，促進和推進國際社會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霸谡�治制度��,，看到別的國家有而我們沒有就簡單認為有欠缺，要搬過來,；或者,，看到我們有而別的國家沒有就簡單認為是多余的，要去除掉,。這兩種觀點都是簡單化的,、片面的，因而都是不正確的,�,！泵褡逦幕�自信是歷史自覺最基礎、最根本的自信,，是56個民族成員自覺地認同,、歸屬于中華民族大家庭的內在根據。近代中華文化是在與西方文化交流與交融中發(fā)展起來的,。全球化是當今人類社會的主流,，“文化多元化，異質文化之間求同存異,，多元文化和諧共存,，需要建立多元開放的文化對話機制，但更重要的是多元文化的開放,、包容與融合”,。經過2020年這場全球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人類大考，國際社會越來越充分認識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不只是主權國家內部的事情,，世界需要建立新的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體系和國際秩序,。